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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伦理思想以道德问题为核心,一种典型的

  • 2019-11-12 21:47
  • 佚名

儒家的伦理思想以道德问题为核心,是一种典型的伦理型人文主义学说。其中,“仁”是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正是以仁”为核心展开的。

儒家提出过很多的道德范畴,在具体的道德方面提出过某些特殊的要求,除了“仁”,还有义、礼、智、信、忠、恕、孝、悌、温、良恭、俭、让、宽、惠、敏等,这些德目都是“仁”的体现,都是从“仁”的基本原则下派生出来的。与之同时,它们反过来又可以归结为“仁”,或者说贯穿着“仁”的思想和要求。

孝悌是仁爱的根本内容,历代儒家都十分重视孝悌之道。在孔子那里,孝悌是指孝顺父母和敬爱兄长。但儒家倡行孝悌之道绝不满足于此,他们又由这种亲子骨肉之情出发推及宗族,而尊敬长辈,厚待亲友,最后再推及于整个社会,即孔子所说的“泛爱众。

孝悌的本质在于使长幼有序,它的外延则在于肯定尊卑等级的合理性要求每一个人在具体的社会行为中给自身有准确合理的定位。

这就是说,悌不仅是家庭伦理,也是社会伦理、政治伦理。所以《孝经》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孔子家语·哀公问政》所载孔子说“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之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而民贵用命。

民既孝于亲,又顺以听命,措诸天下,无所不可。”树立仁爱的观念,从亲爱自己的双亲开始,从而教导他们尊敬别人,乐于听从政令,把这种教化方法扩大开来治理天下,就不会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由血亲之爱这种天然的亲情推而广之,形成了孔子“仁学”的思想体系。

仁爱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灵魂。在充分肯定亲情之爱的基础上,孔子的“仁爱”学说逐渐向外推延。以“亲亲”作为起点或第一步,“爱人”则是“仁”的第二步。

所谓“爱人”,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相互信赖,相互帮助。可以说,在孔子看来,人人都应当具备仁爱之心,如果以仁爱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人际关系便可以和谐融洽,就会社会晏然,天下太平。

由于血缘之“亲”与非血缘之“人”属于同类,具有类的共同性,所以由“爱亲”到“爱人”,很自然地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孔子向往的仁爱境界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由“亲亲”到“独亲其亲”,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进而就能达到一种“博爱”,即“泛爱众而亲仁”、“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正是孔子伦理学说的“泛爱”。

忠恕是推行仁德的方法,也是仁爱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认为他有自己的一贯之道,他的弟子曾子说,这个一贯之道就是“忠恕”。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的含义包含尽心为君王服务,也包含尽心为他人做事,即“为人谋”。

孔子所说的“恕” 是对他人的体谅与宽容,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学》则提出“矩之道”,发挥了孔子的恕道,要求以己度人将心比心,从而宽恕容人。可见,“忠”与“恕”二者相互结合,构成了仁”的完整内涵。可以看出,忠恕之道正是孔子仁爱思想的进一步引申和发展,是儒家处理人己关系的基本道德原则。

是他们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它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中抽象出来,又反过来对政治思想伦理思想产生了指导作用。

儒家的哲学思想首要的是儒家对于天道运行规律和天人关系的认识。早期儒家继承尧、舜以来关于“人心”与“道心”关系的论述,继续思考“人情”与“人义”、“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将传统的天命观进行哲学升华,最终以“天理”作为本体。

所谓“天理”,意思是指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是天经地义、千古不变的规则。在“天理”与“人欲”的关系上,以“理”或者“天理”作为谈论的话题。人们的思考以“天理”为本体,使之作为包罗宇宙和人生的庞大思想体系。

儒家哲学是“内圣外王”之学,它十分重视天人关系。早期的儒家都强调人在天地之间的能动性,他虽然相信天命,但绝不是宿命论者主张知天命,并上达于天命,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听天命而尽人事。荀子也主张利用、顺应“天命”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知命者不怨天”,与孔子的“知天命”完全一致。

孔子作《易传》称天地、人为“的思想指出人能够与天、地并立,强调人有征服自然的能力。儒家思想三才”荀子也发扬儒家重视人事贯通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所以汉儒扬雄说“通天地人日儒”,宋儒也大都如此,由此而强调人在天地间的作用。

那么,天地是怎样产生的?事物又是如何发展的?早期儒家提出了“太一”的概念,这与《易传》提出的“太极”概念一致,它由阐释卦象而推衍出天地万物及其本原,对儒家的宇宙论影响很大。

《系辞》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宋明理学家们以“理”为本体论,如朱熹说“太极只是一个理’字”,显然是受了《易传》太极观的启发。

这里所谓的“两仪”即阴阳,由于阴阳两个对立面的激荡、斗争、消长而引起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天地、君臣、父子、夫妇无不可以纳入到这样的对立面中,也就是说,阴阳观可以贯穿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

《系辞》中说:“生生之谓易。”又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儒家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尤其变化发展的观念都与之相关。

在孔子儒家思想中,“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中”不仅是儒家的道德准则,还是一种思想方法,“中”谓中和、中正;“庸”谓常、用。所谓“中庸”,简单地说就是“用中”,是指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为人处世。所谓“中庸”,可以看成孔子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

孔子的“时中”“中庸”思想渊源有自。如《论语·尧日》记载尧对舜说:“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而“允执其中”也成为孔子心目中上古三代圣王传“道统的不二法门。在古代圣王中,孔子十分赞赏舜,认为他是真正的大智者。

在孔子看来,舜是“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圣王。孔子继承并发展了“执两用中”思想,其中的“时中”理念成为早期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时中”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无可无不可”,一是“无过无不及”。没有一定可行之事,也没有一定不可行之事,一切都应以合“义”与否而定。

作为一种行为方式,“中庸”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孔子主张都包含有中庸思维方式。孔子认为,历史总是在不断发展,在“损益”中前进。他晚年喜《易》,在《易传》中充分阐发了“时”的哲学思想。多次说到“与时偕行”。

无论进退、出处,不管自励、教学,孔子一生都体现了“时”的智慧,体悟着“时中”的哲学。孔子说:“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孔子是十分重视权变通达的圣者。

如《论语·子罕》记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学习、得道、有所立,最重要的是要权衡事物的轻重、缓急,这也正是孔子说“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的原因所在。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孟子才称其为“圣之时者”。

孔子“中”的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相互联结。孔子主张以礼“制中”,用礼作为衡量标准。礼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孔子的中庸思想本身也讲究“权变”与“时中”,他希望处理事情审时度势,随时势的变化而处“中”。

在政治管理中,孔子同样重视“中”道。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在刑罚之中,实际蕴含着应当如何为人处世治国行政的标准,而“礼乐兴”是“刑罚中”的前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反过来说,断案理狱,其标准还在于礼义,考虑的重点在于对社会的影在于对民众的教化意义。只有眼光远大、于智慧的人才能找到“刑罚之中”。

总之,孔子将他以往的“中”赋予了“时”“权”的意蕴,奠定了儒家“中庸”的思维模式。尤其是子思作《中庸》将早期儒家的天命观、心性学说以及社会教化结合在一起,将孔子“中庸”学说定位于“实学”的范畴。“中庸”不仅是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和处事准则,而且成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核心特征。